编者按：鄂温克民族是一支世代在大兴安岭地区游猎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从1961年著名画家于志学先生踏入额尔古纳河边的奇乾鄂温克民族乡开始，他就成为最早期走进鄂温克民族的汉族艺术家。数十年来，中国大兴安岭西北坡的鄂温克民族给于志学的艺术人生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他也成为为数不多的使鹿鄂温克人三次历史性跨越的见证人。所以说，于志学先生和鄂温克民族那种刻骨铭心的情感不是一般人所能感受到的，他用手中的画笔，从各个视角去描绘整个民族的山川风物，用他那饱含深情的笔触，创作出一幅幅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到底融入了多少情感，只有画家本人才能够真正体悟。
究竟是鄂温克民族成就了于志学，或者是于志学通过手中的画笔宣扬了鄂温克民族，这种千丝万缕的交融无法找寻答案或界线。
本次图文连载，就是想从本书作者卢平（中国冰雪画派秘书长）多方位、跨越时空的视角，去记录和诠释于志学先生数十年来对鄂温克民族的真情实感，让更多的人从更深的视角去了解这个伟大的民族。
1971年于志学在呼伦贝尔鄂温克旗鄂温克民族中体验生活
萦绕一生的天缘之恋
--记画家于志学的自然情感
卢平
于志学是一个沉浸在天缘情中不能自拔的画家。他的绘画血脉中流淌的是难解难分、浓郁的自然与天籁之情。组成他画面的线条、笔墨、情趣构成了他绘画的特有符号，透过这些鲜活的符号展现了于志学绘画艺术的灵性之光──他视自然为母亲，在五十年的绘画生涯中以一个大自然之子的虔诚与自觉不停地为母亲而歌唱。”
记得三十多年前，初识于志学时，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对大自然和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珍爱。我们第一次交谈就围绕他的黑龙江肇东故乡“小狼山”展开。那时他就用现身说法向我讲述狼的聪明，还用 J.A.L辛格牧师所讲的一只母狼用自己的乳汁抚养了两个弃婴“狼孩”的事例来佐证万物皆有灵的观点，并明确提出了“我要为狼翻案，要颠覆人们对狼的不实之词的观念。”
那时他的这一观点，对我来说不吝为振聋发聩，和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有关“狼”的一切理念有着天壤之别，显然我也没有把他当时的“奇谈怪论”放在心上。又过了几年，更加走近于志学，我开始了解到他的很多与众不同之处，其中之一便是他对大自然的那种与生俱来的爱：只要一触及与原始自然有关的话题都会让他体内产生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好像进入了一个强大的磁场不得不被吸引的一个荒原少年，贪婪地吮吸着天然馈赠的甘露，以获取大自然和宇宙的神奇力量，像野生动物一样在荒原中自由自在地驰骋。所以，他常常不厌其烦地对周围的人讲：“野生动物是大自然母亲在孕育人类儿女的同时，孕育的万物生灵，这些生灵都是人类的朋友，无论是高智商的人类还是低等微小的物种，就其生命本质而言都是平等的。”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社会上关注自然和野生动物的人还是凤毛麟角，而于志学就已经把他的情感和他的爱渗入到自然的本质并上升到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带有某种先知的文化自觉，主动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与大自然融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2003年于志学在赴青海可可西里为抢救藏羚羊捐款的前夕的一次好友聚会上，朋友们都担心他的身体不赞成他亲赴可可西里。对于一个年近七旬、患有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还略肥胖的于志学来说，去可可西里那样的生命禁区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但于志学对荒原的感情之深厚，根本摆脱不了那种可以满足他魂牵梦萦的巨大生命诱惑。一想到可可西里，那是无人区和生命禁区的代名词；一想到如果能到那里走一遭可以成全他一次寻找生命终极意义的满足和挑战生命极限的体验，无论有什么困难他都要前往，无论出了什么意外，他都会无怨无悔。
而于志学的众弟子们，来到延庆——中国冰雪画派的教学基地运思园，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每天的饭前饭后，围坐在导师身旁，听他讲述那有血有肉的生活回忆。狼性的母爱，聪明的乌鸦，机灵的大雁，鄂温克人心中的神鹿。他栩栩如生地讲诉着鄂温克猎人把孩子放在草筐，让驯鹿和猎狗陪伴，自己进山去打猎，孩子饿了就去喝驯鹿的乳汁的不可置信的情景；讲诉敖鲁古雅的贝尔茨河，驯鹿的巨大犄角拯救了他的性命而避开了“顶锅盖”的厄运；讲诉和老猎人拉吉米打冬围，遭遇狗熊、野猪的袭击、猎狗壮烈‘牺牲’的惊险；讲诉狍子、犴为了寻找食盐去盐碱地的塘洼喝水，被埋伏的猞猁和豺狗活捉；以及西北沙漠荒原的“投弹苍蝇”，可以在迅速飞跑的黄羊眼球内快速射卵并孵卵，使黄羊的眼睛快速失明……。每当讲到惊险之处，他都会忘乎所以，声音也提高了一个调门，把他经历的往事讲得那么鲜活生动、如同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没有身临其境的经历那是很难凭空想像的。因为，他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心灵的一次释放，随着他丰富的表情，有底气的乡音，诙谐的语言，滑稽的肢体动作，那一瞬间一个老人就像儿童一样天真率直，当然还有弟子们在旁煽情，插科打诨，时不时就爆出师生们的阵阵哄堂大笑。大家只顾着听故事，而且总也听不够于老师讲述的那些精彩故事，常常忘记了开饭时间。那是运思园里最难忘的一段快乐时光。
一个热爱大自然的赤子情怀，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所以不难理解于志学为什么那么喜欢边塞诗，那么喜欢王昌龄、王维和岑参，也留下了他自己一些“雪打枝头眉上霜，一壶暖酒怀中装。云游银海无觅处，回首足迹雪一行”等在边塞雪国里，行行重行行的艺术求索时心路的真实写照。看他的“纤纤蒡草顶落日，飙马嘶鸣唤晚风”一句，完全能感知那是他童年在大荒原放马时的真实生活体验，在被他深刻记忆及有了更多的艺术感悟后的一种文学和绘画之间的应答，也就是钱钟书先生所强调的艺术“通感”。想想那是多么奇妙的景象，空旷广袤的塞北大地，夕阳西下，一棵纤细的小草顶起了又大又圆的落日……只有精于绘画的人才能用诗人的语言领略大自然这壮美的奇观，隐喻着旷远苍茫、疾风知劲草的意境，这何其不是他人生轨迹的写照，也可以说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有人以为于志学是画家，他的案头肯定最多摆放的是各种画册，那就错了。在他的桌旁和床头几乎都是《人与自然》《奥秘》《大自然探索》《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人文科普杂志，而他送给别人题写最多的书法就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至于他成名以后仍能以普通者的心态热情亲切善待很多社会最底层的人，毫无架子，都与他幼时经历的苦难、谋生之艰，理解人世、不忘初心和喜欢淳朴的自然不无相关，而这一切让他集艺于身之后，更为自己铺就了一条更高的人生境界。
正是因为于志学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中，他的绘画生涯才有如此丰富和如此跌宕起伏，除了他开创的冰雪天地领域外，他还为自己立下了“天、地、人”的“三元绘画”中“人与生命”的重要课题，他不仅要为自己的家乡北国山川立传，还要以对社会、历史和人类命运的人文关怀，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播，这是他最终的精神栖息地。
故而半个多世纪以前，于志学就开始描述鄂温克人民生活的画卷，至今激情不减。鄂温克民族是一支世代在大兴安岭西北坡游牧的民族。从1961年于志学踏入额尔古纳河边一个叫奇乾的鄂温克民族乡开始，他就成为第一位走进鄂温克的汉族艺术家。此后，于志学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敖鲁古雅体验生活，和鄂温克人同吃同住，同狩猎，同爬冰卧雪。大兴安岭壮丽的冰雪风光是于志学探索冰雪画的力量源泉；游猎的鄂温克猎民是于志学人物画创作的精神食粮。从某点意义上来说，没有大兴安岭的冰雪世界，没有鄂温克民族，就没有于志学的艺术人生。
因此，于志学笔下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总是充满着浓厚的民族风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大兴安岭的鄂温克文化是北方民族的狩猎和驯鹿文化，与农耕文化和后世文明时代工业社会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位汉族艺术家，于志学将鄂温克民族的狩猎生活和使鹿民族文化心理带进了他的创作领域，多方面表现这个民族的个性和风采。它所描绘反映的内容是以游牧经济为基础、游牧文化为特征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演进，是草原人类历史、社会人生、天地万物以及情趣追求、审美、崇拜、活动的最大载体和形象化的表现。草原独特、鲜明的地域特色为北方民族文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他常常如醉如痴地描绘鄂温克猎手吃苦耐劳，通过遒劲老道、力透纸背的用笔，刻划出饱经沧桑的老猎民被岁月和风霜打就的古铜色脸庞和被笑容挤出的道道皱纹，揭示出鄂温克人质朴、纯真、善良敦厚的品格和生存的艰辛和苦涩；而对那身着皮裤、皮靴的鄂温克少女，则通过流畅的线条和一波三折的线的节律变化展示出女孩的俏丽、单纯和青春的活力与灵动。用中国画表现驯鹿更是于志学的首创。他以强劲有力的书写用笔，从驯鹿的特征和内涵上提取适合中国画表现的块面结构和程式，寥寥数笔就勾勒出驯鹿神形兼备的憨厚可掬态，展现了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的主要特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鄂温克文化的迷恋指着和点石成金的笔力，用一种抒情浪漫的强怀和语言为我们展示着鄂温克已经消逝的岁月和不灭的情感，表达的是于志学对大自然的守望和深深的爱。
大自然也给了他丰厚的回赠，上帝仿佛听到了他赤诚的声音，不断地唤醒他身上那些敏感的艺术细胞，不仅让他通过师造化之路提炼出前无古人的冰雪画艺术语言，创造了冰雪山水画而成为开宗立派的画坛领军人物，还使他以对自然的深刻感悟提出：“释天道惠泽万法”“法在哪？法在自然中”“万法之源，自在为本”“蒙养于天，器成在我”“缺处才有天”等一系列掷地有声的艺术主张。于志学以生命本原对宇宙自然精神的崇敬与渴求，循历史圣人之意概括提炼出新的“画理”和“画法”，完全得益于大自然的滋养和自身文化的叠加，如此机缘，怎不得“画法”之真，“画理”之至！
所以，未必每个人都能在同样的时空中看到同样的东西，于志学的这种文化自觉和艺术本能如果参照时间的时效性这一点来说，就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例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正当他排除万难、锲而不舍地摸索创造冰雪画的时期，正是一个被禁锢艺术创造力和个性、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代；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当艺术家的创作逐渐回归到崇尚创造性和个人风格时，他则以遥遥领先独树一帜的冰雪画艺术样式，高标于画坛而开始进一步以理性的思考和哲学的关怀考虑人类和地球的明天。
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带有某种先知先觉的文化先锋，才带动了人文和艺术史的丰富和发展，才能催生这种天性和灵性之光大放异彩，而这一切动力和灵感的源泉都来自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
此文曾在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2年2月出版的《大柳树的儿子》一书中发表，权作此书的序。
卢平
2019年3月5日于京华淡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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