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猎民在搬迁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驯鹿博物馆提供

卷首语：

      奇乾之行后的10年，于志学又来到了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中间。在与老猎人拉吉米数月在大兴安岭西北坡游猎生活中，共同经历了爬冰卧雪生死患难的难忘岁月，成为情深意笃忠诚的朋友。同时也与马克西姆、玛利亚索、芭拉杰伊、何林、瓦罗加、安道、奥考列、奥考列杰娜、栓克等人结成了亲密友谊。几十年来，鄂温克猎民的坚毅品格和善良人性无时不在感染着于志学，激励他不停地为这个民族歌唱。

1971年于志学采访知青英雄张勇事迹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站立第一排右4为于志学）

再访鄂温克

于志学再访鄂温克与当时中苏边境关系紧张有关。

     在上个世纪“文革”期间，中苏领土边境问题趋于白热化。随着中苏两党分裂，两国国家关系也越来越紧张，边界争端持续升级。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苏联加大对中国的武力威胁，1969年3月发生了著名的珍宝岛边境事件。这个事件使中苏边界冲突升级，险些导致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在“珍宝岛保卫战”之后，中苏双方都在江岸集结大量军队。虽然之后的两个月中苏两国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未取得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继续增兵，并开始准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来解决中国问题，中苏战争一触即发。面对这种局势，中国贯彻执行了毛泽东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开展全国性“要准备打仗”的战备应急工作。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叁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哈尔滨等大城市开始挖地下工事，哈尔滨大量向关内疏散人口。1970年，正是我刚上中学的时候，那时上中学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参加军训。我们刚上中学，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天都要拿着木头枪从哈尔滨七十三中走到北方大厦广场进行军训操练，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那时我家周围的邻居只要关内有亲属的都把孩子送走了。

      中苏两国边境不断出现争端，两国关于边境领土之争的论战也不停息。当时国内某出版社某记者编了一本辞典，其中有对“柳条边”解释的词条，也被苏方抓住大做文章，声称柳条边以北的地区都不属于中国的领土。

1971年于志学在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体验生活自左至右于志学、李郁文、刘   、王书怀

      所谓“柳条边”，是中国从明朝开始，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从山海关城起，斜向东北，在墙外挖出深宽各八尺的壕沟，以防逾越，建起的一个长达千里的“辽西边墙”。到了清朝，统治者为了禁止汉人进入内蒙古和东北，实行种族隔绝，在辽宁和内蒙古边界修建了一道壕沟，用土堆成高宽各三尺的土堤，堤上每隔几尺就植上柳条，中间用绳子连起来，形成一道柳条墙，称为柳条边。历史实事证明，柳条边以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辽东地区自战国时代的燕国起就纳入了中华版图，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等更是活跃在中国北方山林和草原，到了明末时，辽东地区就有数百万汉人生活在这里。

      为了用铁的事实证实大兴安岭西北坡是中国的领土，大兴安岭西北坡一带的鄂温克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一部分，国内一方面组织历史学专家撰写文章，同时委派文化艺术界人士深入大兴安岭鄂温克民族地区，进行文化史调查研究和文艺创作，从各个方面反映和强调长城以北在历史上就是属于中国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先后选拔业务骨干前往大兴安岭使鹿鄂温克地区进行考察以便报导。因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动乱之中，这样重要的政治任务都要选派那些出身好、政治可靠的专业人员，只有“根红苗正”，才能有坚定的“阶级立场”，才能够经受住大是大非第一线尤其又是边境地区的严峻考验。

      然而，由于历史上的游猎鄂温克族不断迁陡和居住分散，加之住在深山老林，交通不便，与内地汉民族互相来往很少，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内地大多数汉族人对游猎鄂温克民族并不了解。“文革”动乱以后，又流传了很多带有偏见的传闻：如游猎的鄂温克人整天打猎动刀动枪，不把杀生当回事；他们嗜酒如命，喝多了酒容易打架；打起架来喜欢拿刀动枪，还会误伤人命；游猎鄂温克民族的人口数量很少，即使有血债也不用偿命等。同时游猎的鄂温克民族地处中苏边境，该地区局势紧张危险，如果中苏战争爆发，苏军坦克随时会通过界江和界河涌入中国境内。在这些传闻影响下，出版社的同行都对去大兴安岭西北坡鄂温克民族地区有着戒备和恐惧心理，谁也不愿意冒险出现意外。所以这样艰巨的重担就轮到了于志学这样的“富农狗崽子”和“白专典型”“黑五类”身上。

      于志学当时也有畏难情绪，也不想冒然前往，他比别人更了解鄂温克民族的情况，但他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对革命工作挑三拣四。当出版社“革命委员会”领导童成找到了于志学，希望他接受组织安排，到最艰苦、革命最需要的地方经受考验和锻炼时，于志学默默应允。那时革委会是代表党的，党一声令下，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能后退。

     于是，1971年冬，于志学阔别十年再次重访鄂温克，又一次来到大兴安岭，来到游猎鄂温克民族中间。虽然当时来看异常危险和艰苦，甚至可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但正是这样，才验证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哲理。这次鄂温克之行，是历史给于志学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是上帝对虔诚的艺术信徒一次格外惠赐，它成为于志学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节点，成为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

     中国鄂温克民族因居住地不同，分为“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三个支系，其聚居地不同，各地区鄂温克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存在着较大差异。被称“索伦”的鄂温克人数最多，约有两万三干多人，聚居在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在海拉尔南屯一带，主要从事畜牧业；被称做“通古斯”的鄂温克人有两干多人，居住在陈巴尔虎旗的莫日格勒河、锡尼河中上游一带，主要从事畜牧业；而在大兴安岭西北坡部“雅库特”鄂温克，人数最少，不到 200人，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和贝尔茨河流域的原始森林，是游猎使鹿鄂温克。在鄂温克族中只有雅库特“使鹿部”没有走出山林，一直在深山密林中从事狩猎。直到解放前夕，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方式。

     196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2市、12旗，即海拉尔市、满洲里市、扎赉特旗、阿荣旗、布特哈旗、喜桂图旗、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左旗、额尔古纳右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除外）行政划归黑龙江省管辖。这样一来，中国鄂温克民族的三支都在黑龙江省管辖范围之内。也正因为如此，才有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于志学采访游猎鄂温克民族的任务。

      除了来到敖鲁古雅之外，1971年于志学还在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体验生活数月，那是为了报道在当时全国上山下乡运动浪潮中，涌现出的天津女知青张勇，为抢救集体羊群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当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张勇为革命烈士，并作出《关于学习张勇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新华社也在1971年3月以“生命宝贵属人民，誓将青春献人民”为标题发了通稿。为了宣传张勇的先进事迹，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派于志学在张勇下乡的新巴尔虎右旗进行采访。于志学与诗人王书怀、李郁文（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词作者）等人一同体验生活。之后王书怀创作了著名的叙事长诗《张勇之歌》，于1971年11月在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插图全部由于志学完成。该书在同年参加了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图书展，获得好评。在此期间，于志学走遍了呼伦贝尔草原，来到了“索伦”鄂温克在海拉尔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体验生活。这里的鄂温克人很多与蒙古族、达斡尔族和汉族杂居，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游猎鄂温克完全不同，甚至信仰也从信奉萨满教变为信奉藏传佛教，通用蒙文。（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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