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该书作者卢平从于志学冰雪山水画笔墨语言形式角度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于志学冰雪山水画语言成因的追问中，结合特定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理清了于志学绘画观念的来源与形成，冰雪山水画所赖以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美学观念，叙述了于志学是怎样从黑土地貌特征中寻找到和传统绘画异样的方法，构建了冰雪山水画绘画语言以及在其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和解决方案。该书通过于志学早、中、后期大量的作品与地貌特征和自然风光图片作为关联比较和形式分析，为冰雪山水画形成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和详尽的素材，展现出画家在探索过程中的艰辛历程以及这种艺术语言对中国画在题材领域的拓宽和对当代绘画材质变革的影响。通过对冰雪山水画绘画语言的管窥，可以反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山水画革新求变的一个缩影，对中国画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在保持自身传统文脉的同时以开放的胸怀吸收外来因素、创造表现时代精神的现代形态有着良好的启示作用。
1955年于志学在肇东一中
于志学很早就展露出热爱艺术的天赋。
在他的记忆中最早和画画发生联系的事是在他5-6岁，他在肇东甜草岗镇的寺庙里当庙童时，展露出他自己热爱绘画的喜好。
那年，为了摆脱病魔缠身，于志学的母亲把儿子送到庙里，按照算命人的说法，要当三年的和尚。于志学年龄小，在庙里每天的活儿就是打扫庙堂。当时庙里有一个小柳和尚，念过几天书，能给乡里人写符、念经，讲佛经故事。于志学听了他讲的神话传说，看到庙里墙壁上的画由于年久风蚀残缺模糊，就请求小柳和尚修补墙上的“墙皮画”。两人刮下灶坑和锅底的黑灰，用胶和水调成了“墨汁”，为墙皮补画。那时于志学还没有受到他人影响，他喜欢画画来自于天性。
在于志学印象里，三舅、四婶和“小山东”对他的童年艺术启蒙有很大帮助。他四婶是民间剪纸能手，可以剪出栩栩如生、滑稽可爱的小猪、小狗、小兔、鸟雀等。有一次，于志学看到四婶剪的小猪儿身上还有几朵梅花，不禁好奇地问，猪身上怎么还长梅花。四婶笑着说：“傻小子，那哪是梅花，那是旋儿呀。”他对四婶丰富的想象力感到新奇。
“小山东”是当时从关内闯关东的一个13、4岁的小男孩，他心灵手巧，能把窗户纸抠出各种图案，然后包在还没长大的葫芦上。等到葫芦长大把纸拿下来时，葫芦上面就出现了各种美丽的蜻蜓、蝴蝶的图案。“小山东”还会用葵花杆做成“箫”吹奏“苏武牧羊”。这些朴素原始的民间艺术在于志学幼小的心田里滋润熏陶。
而对于志学绘画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三舅。三舅是一个乡村土画家，冬日里农闲时经常给村里人画门斗，画财神，在方圆十里八村有点名气。于志学一看到三舅画画，就不离身边，一边看一边学。三舅给他讲“下山虎”、“云中龙”，还画一种黑鬃黑尾的黑马，但四只蹄子是白的，说这就是“雪里站”；还画一只猴子蹲在菊花青马的背上玩耍，并题为“猴子戏花青，人畜两旺兴”。于志学迷上了画画，他把四婶的剪纸、三舅画的财神当样子来画，还他所能看到的家里院里各种各样的东西。画久了，自然悟出了很多道理，也画得有几分像了。这时于志学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他渴望读书和画画，因为家里穷，不能去念书，爷爷让他和同岁的八叔一起当“小半拉子”（顶半个大人）干活，放猪、放马。
于志学过了九岁，一个远房在哈尔滨读书的亲戚听说他特别想念书又因为没有钱不能念，就托人捎来一些小学课本。于志学每天收工后就趴在炕上看，然后练习描课本里的插图。开始爷爷天天骂他“点灯熬油贩坏家”，后来看他不管怎么骂，还是照样天天五更半夜地看书画画，怕把长孙熬坏了，就勉强同意用于志学的母亲把陪嫁的耳环卖了送于志学读书。
1944年，于志学开始在肇东县宋站镇道台小学读书。因为家里贫穷，因为交不起学费三起三落地辍学，复学，跳级，再辍学，再复学。在学校里，他仍然保持喜欢画画的习惯。年末时，学校组织学生为支前的军属写慰问信，于志学就在信封上画画，他画一个军属老太太喂了一群猪。老师不相信是这个经常辍学的学生画的。当他又画出第二张、第三张时，老师和同学们都心服口服了，大家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辍学返乡时，父亲把他送到昌五镇李家席匠铺学手艺，为了将来养家糊口。席匠铺的李师傅有二十多年的编席经验，手艺超群，可以在一张席面上编出半本百家姓。于志学经过几个月的学徒前“铺垫”，开始学编席子，很快就基本掌握了编织草席的技巧。当时吸引于志学编席的还因为席匠铺附近有一家画匠铺，主要描画箱柜上的图案和送葬用的“扎彩”。于志学常常偷偷跑去看他们描金烫画，有时手痒了还帮他们画“开脸”。在短短的学徒期间于志学在两个手艺铺里得到了民间艺术的熏陶，师傅们都说他小小的年纪心灵手巧，将来肯定是“吃细食儿”的手艺人。
1950年，十五岁的于志学不满足在席匠铺学手艺，天天和父亲软磨硬泡，要到肇东县读中学。在肇东一中，于志学得到了严格的文化课基础训练。他认真、勤奋、好学、忠厚，受到老师的一致好评。肇东一中的学习对于志学艺术生涯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他的两位美术启蒙的中外教师——王修治和索克洛夫，这两位老师开启了他了解中外艺术的大门。王修治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是郁风的同班同学，曾受业于徐悲鸿、齐白石，一·二九运动被国民党军警镇压后避难来到黑龙江，被肇东中学聘请担任美术教师，后来成为黑龙江省著名的考古专家。由于肇东是一个小县城，没有石膏像和宣纸，王修治没法教学生画素描和国画，就要求学生认真临摹《芥子园画谱》，同时又告诫学生不能只照书本临摹，要到大自然中写生，要不断发现新问题。作为班级美术小组组长的于志学从王修治老师那里，学到了传统绘画的基础知识和中国画的审美情趣。王修治老师治学严谨，经常给于志学讲中国绘画的“六法”和《古画品录》，在强调写生的同时也要有创新意识，对于志学后来不墨守陈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俄文老师索克洛夫，是一位白俄的后裔，也是一位擅长水粉、水彩和油画的画家。他很喜欢求知欲强热爱绘画的学生，经常让于志学到他的居所，介绍俄国画家列宾、列维坦、希什金和苏里克夫的作品，还送给于志学很多俄罗斯画家的作品明信片，为于志学打开了西方绘画的窗口，使他直接受到了苏俄现实主义美术和写实的表现手法，这与后来于志学走上美术道路之后，自觉接受契斯恰科夫教学法的训练，掌握写实的表现技巧一脉相承。应该说俄罗斯现实主义美术在少年的于志学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不仅他后来研究冰雪山水画借鉴了很多俄罗斯风景画的绘画因素，而且对于有着强烈创新意识、思维超前的于志学来说，正因为青少年时期受到的俄罗斯绘画艺术的熏陶使他后来不易摆脱俄罗斯写实主义影响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说起那时王修治和索克洛夫不同的绘画理念，于志学认为他是幸运的。他能在一个小县城的中学里，同时接受两位很有艺术造诣的中外美术教师的艺术启蒙，非常难得。中西方不同的绘画同时在影响他，使他认识到中西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根源产生出的艺术样式，各有各的优势，不能因为学习了一方就排斥另一方；这使于志学从十多岁起就从两种不同文明的对望与审视中，不自觉进行两种文化相互间差异的比较，思考王修治和索克洛夫两位老师哪位正确，自己应当怎样做，他当时这种朴素的思维方式为他后来逐渐形成的不封闭、开放性、兼容性以及善于从不同文化内涵上吸收自己需要的养分的这种活跃开放的艺术思维观点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于志学从那时就领悟到艺术手段方法有很多，不一定局限在一种方法上，中西绘画是两个不同的艺术形式，如同两棵大树，树种不同，根干枝叶形状也会不同，但因为都是大树这同一木本植物，就会有相同的属性和本质，就可以相互融合。当然，他那时的意识并不是出自对于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认识，而是因为王修治和索克洛夫都是他的恩师，都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他从心里尊重并愿意听从两位导师的指导，即使知道他们的理念不同也没有排斥一方接受另一方。
肇东一中的师生至今都记得于志学当年刻苦学习和迷恋绘画的一幕幕：“有一次他利用寒假没有回家的时间，为学校画了一幅毛主席画像。那惟妙惟肖的刻画，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赞扬，轰动了肇东城，他也成为县城里有点名气的小画家。”“那时志学只要一有时间就掏出小本子为同学画速写，班级几十位同学都被他画过。他家里穷，没有画画用的炭笔，他就自己烧柳树枝当炭笔用。”“高中毕业时学校动员学生一律报考理工科学校，以科学报效祖国。以志学当年的学习成绩，报考当时黑龙江省内任何一所理工科大学都没有问题，但他就是执意要报考艺术院校，导致他后来吃了很多苦头。” 〖3〗
少年时期的艺术熏陶，滋养了于志学的艺术才情，也使他热爱绘画的信念大增，他想起几年前在村里遇到的一位说书人，那人看到了他的一些涂鸦，就说过“你这孩子很有悟性，还有灵气，如果有一天能到省城哈尔滨去学画，准会有大出息。”从那时起，哈尔滨这个名字成为于志学走向艺术的一个目标。他下定决心要排除万难去哈尔滨闯荡，学习绘画，义无反顾。（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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